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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光中老師的多重面貌  　 (本文轉載自”文訊”)

/鍾玲

1967年春，我在臺灣大學外文系選了余光中老師的英美詩選課，當時我在台大外文研究所就讀一年級，而研究生是可以選修大學四年級的課。在我這個於南部讀中小學、中部讀大學的臺北新鮮人眼中，他是位高不可攀的偶像。那一年常常跟高雄女中同窗的方瑜兩個人熱切地讀《現代文學》、《純文學》、《文學季刊》上登的作品，包括余光中、白先勇、陳映真等。余老師修長的臉上表情肅穆，氣勢穩重如山，講課的聲量有歌劇男中音的渾厚宏亮，所以我總跟兩個來旁聽的文友，坐在最後一排。我對他著實又敬又畏 。

余老師的詩〈火浴〉在《純文學》1967年四月號上發表，我細讀之後發現詩中所呈現的是藝術家自我超越的過程，但是却沒有描述過程中的矛盾和痛苦，所以寫了一篇評論：〈余光中的火浴〉，幷把它投去《純文學》。沒多久稿子被退回來了。我想雜誌不登就算了，只希望我評論的對象能讀到它。于是有一天下課，我就跑到講臺前，把稿子交給余老師，口中喃喃地說“一篇我寫你詩的文章，請指教。它給退稿了。”說完就跑了。

1967年八月我飛去美國威士康辛大學讀比較文學系的碩士學位，上飛機之前幾天，看到《現代文學》八月號登出了我這篇〈余光中的火浴〉，我想一定是余老師拿去給他們登的，余老師真的很大度、很愛護學生。次年春天我在威士康辛大學的圖書館翻看新寄到的《現代文學》雜誌，上面又登出余老師那首〈火浴〉，是更正版，其後有〈余光中附識〉，他說“敢于冒著觸犯老師的危險，來從事嚴肅的文學批評，這種精神，是值得提倡．．．．現在我接納了她的意見，把〈火浴〉從原有的四段擴充到目前這種格局，不知道她看後會不會多加我幾分？”看完我瞪目結舌了一分鐘，他欣賞我的膽識，之後令我開心了一陣子，但還是不懂那麽嚴肅的老師怎麽會叫學生給他加分？三、四年以後我才知道他是在幽我一默。

1971年初，我飛去冰天雪地克羅拉多州的丹佛城參加現代語文學會的學術會議，那時我正在寫博士論文、也開始找工作。正巧余老師在丹佛城的寺鐘學院任教，而我在東海大學讀一年級就認識的學長王靖獻，即楊牧，也來開會，他跟余老師本是藍星詩社熟絡的詩友。余老師就駕車把我們一友一徒接到他的住處。飯後三個人喝啤酒聊天，他們兩個興起開始說笑話，嚴肅的余老師、含蓄的楊牧師兄，一對上了就欲罷不能，我始而微笑，繼而捧腹。那一夜我見識到余老師幽默詼諧的一面，對他的畏懼全消。

1977年我嫁到香港來，余老師已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兩、三年。就那麽巧，外子胡金銓和余老師已經成了熟朋友，他就是余老師筆下的〈沙田七友〉之一。反倒是胡金銓把我這個余門弟子帶去參加老師家的雅聚。隨後七年我瞭解到余老師在家人、朋友之中的面貌。余老師和太太范我存是一對配合無間、默契十足的夫妻。夫主外、婦主內，“外”的範圍遼闊，時間上他翻越一個又一個高峰，成爲當代最重要的詩人和散文家，空間上他所征服的讀者心靈，由臺灣擴張到港澳大陸、到國際。余太太“內”的範疇也不小，包括陪同和張羅余老師被邀的海外演講、受獎、主持家務、帶大四個女兒、管理財務、大量閱讀文化類書籍；余太太也向外發展，專長于古玉研究、飾物的結繩、博物館導覽。兩位都是內心强大的人。在香港余太太跟我也成為買玉、研究玉、談心的密友。

余氏夫婦好客好友，常在家中請朋友來聚餐，最常見到的是任職中文大學的陳之藩、思果、高克毅、黃維梁。置身朋友之中，余老師很放鬆，他一句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，自己却紋風不動，只眨眨眼。如果有臺灣和大陸的文友來訪，他會駕車帶他們去觀看新界的山水。余老師另外有一個身份，就是文藝遠足隊隊長。在香港我參加過近十次遠足，每次都有十人左右，包括余太太、黃國彬、黃維梁、朱立、劉述先等。身爲隊長的余老師精神煥發、步履輕快，不時跟大家指點山水勝處。那時我對自己的體力完全沒有自信，信步而行沒有問題，但是像飛鵝嶺這般陡峰我那裏敢爬！就拉著余太太同坐在山脚的大石頭上，最後等到余老師帶隊凱旋下山，他總是意氣風發地走在最前面。

1985年余老師離開中文大學，赴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學出任文學院院長、及外文研究所所長。任職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我，在1986年秋方好有一學年的休假，余老師召我回中山大學客座。我充滿了喜悅赴任，因爲可以回高雄就近看顧年近七十的父母，又可以追隨余老師左右。那一學年見識到龍藏深淵的余老師，他在高雄開始落地生根。那年他任總策劃，推出大型的“木棉花文藝季”，這是官界、學界、媒體合作的文化活動，主辦單位有高雄市政府、中山大學、臺灣新聞報。余老師寫了一首爲這個活動定調的詩：〈讓春天從高雄出發〉。這首詩令讀者意識到余光中是位爲高雄發聲的詩人，余老師自己也開始認同高雄這個他鄉爲家鄉了。

1989年初余老師告訴我外文研究所有一個教職空缺，可以申請。我想父母年事已高，應該回高雄照顧他們了。于是辭去了香港大學的教職，回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專任。實在太幸運可以做余老師的下屬和同事十四年。作爲學術主管，余老師是大家的典範，只要他坐鎮，大家都心定，以身爲文學院一分子爲榮。他孜孜不倦地寫作，同事們都仿效他，各在其位努力研究、寫文章。這十四年我體驗最深的是余老師和大自然山水的關係。如果說大陸是他的母親，臺灣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臺灣由中部玉山到南部的墾丁，就是他的兒女心頭肉。這片山水激起他的奮發、觸發他的熱情、引發他的赤子之心。表面上，他閑情逸致地跟我們一同游山玩水，他的內心却正在詳細偵測、探索山型之美、地勢之奇、植物之貌，于是寫下了〈隔水呼渡〉、〈關山無月〉、〈龍坑有雨〉、〈滿亭星月〉這些人情與自然水乳交融的散文絕唱。

在中山大學那幾年，余老師除了是我的上司、同事、文友、遠足隊隊長，我們還發展出調侃者和被調侃人的關係。他總愛拿我體弱的樣子開玩笑，在〈關山無月〉一文中，描寫入夜時分，大家在亭中苦等攝影家高島，即王慶華，開車帶晚餐飯盒來，余老師說：“‘此情此景，正是講鬼故事的好地方。不如開講罷，用恐怖來代替饑餓---。’‘那也好不到那裏去，’哄笑聲中鍾玲反對說。‘你這個人哪，餓也餓不得，嚇也嚇不得。由不得你了。。。’”（《隔水呼渡》,頁51）那十年隨余老師進入臺灣山水深處，我已漸漸愛上了大自然，以至于2003年離開高雄赴香港任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後，會有膽子跟著城市大學和浸會大學一些教授，去港九新界行山，終于擺脫了我文弱的形象和心態，這都要感謝余老師這位隊長的教導。

在詩藝上，余老師曾給我稍加點撥，就受益無窮。1986年冬我隨余氏夫婦台中行，余老師在“紫荊花的下午”節目誦詩，接著赴東海大學，余老師和我一同主持“創作經驗”座談。回高雄不出兩天，余老師就寫出意境高遠的詩，〈大度山懷人〉，所懷之人就是楊牧。我一個月以後才寫出〈大度山寫意〉，我覺得最後兩句不够有力：“就是這高曠和空靈/浸潤今日的你昨日的我。”我拿去文學院院長辦公室給他看，他建議改成“就是這高曠、這空靈/浸潤今日的你啊/昨日的我。”（《芬芳的海》，頁163）我領略到寫詩有一個竅門是常被忽略的，就是詩人對讀者說話的語氣。余老師只去掉“和”字，用了排比；加一個感嘆詞“啊”；多分一行；這首詩就活過來，變成跟對讀者有腔有調的對話了。爲什麽余老師的詩會感動兩岸四地海外所有華人呢？因爲他的詩歌傳達全面的詩意，除了內容情深、結構嚴謹、比喻巧妙、平仄考究，還有就是他的詩用了能打入人心的語調。

2003年以後這十四年，雖然我在香港、澳門隔著道海峽，每次余氏夫婦赴港、或過港，應邀去領獎或演講、朗誦詩歌，只要有聚餐，我大多有機會參加，跟他們叙舊。我回高雄也常去他們家探望。跟余氏夫婦交往了三十多年，加上這些年照顧他們的老二余幼珊也是我在中山大學十多年的同事，所以每當我們在一起都有完全接納彼此的那種自在和心安的感覺。到了2010年代初，余老師已經八十多歲了，依然創作不懈。因爲他聲譽更隆，各方邀請，尤其是來自大陸的，多如紛飛的雪。余老師本來就愛出門遠游，又享受在大群聽衆前以他鏗鏘的聲音，把自己的詩歌輸入他們的心中，所以只要健康許可，他都會應邀以滿足對方要求。直到2016年夏那一次跌倒。

去年夏天余太太忽然腸道大出血，入高醫深切治療部，情况危急，幼珊在醫院照顧母親。第二天早上余老師像平常一樣到大厦前的公園散步，因爲心中憂慮老伴的病情，出門過完馬路走上行人道時，一個失神摔倒，頭撞地上流了很多血。文曲星是有上天照應的，一位住在同一棟大厦的女士就走在余老師後頭，認出了余老師，馬上找大厦管理員叫救護車。夫婦兩位進了同一家醫院的深切治療部；余老師的病情也不輕，因爲有顱內出血，真是夫妻同命。八月份我回高雄市去探望他們，他們已經出院一個多月了，恢復得不錯，余老師的頭腦非常清楚，他說現在會害怕走路，因爲上次跌怕了，完全不知道怎麽跌倒的。我想他最害怕的應該是顱內出血影響到他的創作力。

過去一年我去探過他們幾次，余太太像以前一樣頭腦靈活、口齒敏捷，行動稍微慢些。反而余老師一次比一次瘦弱，聽力一次比一次差，說話一次比一次不順，看得我心中難受，但是想到他的種種面貌，那個在臺上朗誦詩歌打動幾千聽衆的詩人，那個在課堂上講課深入詩歌情懷的老師，那個主持文學大系、大型文學活動的文壇領袖，那個步履輕快的登山隊隊長，那個幽默、喜歡鬥嘴、靈思如湧的冷面笑匠。他這些面貌曾存在過，也會一直存在。而他最在意的文學創作一直進行到最後，在2017年十一月28日他小中風入院前一個多月，他還寫下〈悼念李永平〉一文，刊載在2017年十二月號的《文訊》上。文中說，他當年爲李永平的小說《吉陵春秋》寫序文，那時李永平沒有告訴他吉陵到底位于何處，“害我狂猜了好久。”余老師典型的幽默，躍然紙上。

2017年十二月6日我收到散文家黃秀蓮的電郵，說因爲余老師小中風入院，她7日將由香港飛到高雄探病。黃秀蓮是余老師在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時的學生。我想黃秀蓮心繫老師，是有心電感應的，就在她抵高雄那天，余老師的病情轉嚴重，她得以在老師最難度的人生關卡隨侍在側。黃秀蓮在老師病床前，還跟他一起背唐詩。余老師已經心臟積水、肺部積痰，後來余太太告訴我，余老師是染上了肺炎。8日余老師轉深切治療部，病情沉重。除了余太太和余幼珊，其餘三個女兒也分別由海外、由他地回來，在十二月13日一家團圓人齊了，想余老師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擁有的大詩人，但是在他最後一刻，靜靜陪他面對死亡的應該是他最親的家人。14日早上在安寧病房，余老師在至親環繞中安詳過世。

2017年12月17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