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鍾玲

自從二○○三年八月開始，我由國立中山大學轉赴香港，受聘為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。「香港浸會大學」的校名會令你聯想，它可能是所基督教會大學。的確這所大學是在一九五六年由浸信會Baptist Church創辦的，但自從一九九五年就轉制為公立大學，全部經費由香港政府資助。所以我上任前想，這所大學的宗教色彩不應該太濃，但到任不久就遇上一件令我嚇一跳的事。

進駐院長室後，就先要佈置我自己的辦公室。幫忙佈置的是我的一號秘書，在此先把文學院辦公室的編制說明一下。院辦公室共有七位職員：一位秘書長，四位秘書，兩位電腦技工，比起我在中山大學任院長時只有一位秘書的規模大多了。那是因為在浸會大學各系、各所、各中心的經費、人事、以及教學與研究的方向與政策全部由院長統籌，不像在台灣的大學，大多由系處理。一號秘書是院長的私人秘書，她還是另外三位秘書的小頭頭。

辦公室我書桌背後的那一面牆大小方好可以掛一幅郭豫倫寫的書法，郭先生亦師亦友，就是他指點我研究古玉，又是我好友林文月教授的丈夫。郭先生是「五月畫會」的成員，畫油畫，也寫書法，他送我一幅手抄的心經，他的行書體相當秀逸。

這幅書法是以前在台灣框好運來的。我把它放在書桌背後的牆角下，這時一號秘書帶著學校產業處的木工來掛畫。她看見這幅字，臉色變了，對我說：「我們這裡不可以掛宗教的東西。以前掛的基督教的畫也全部拿下來了。」

我的氣差一點上來了，在自己的辦公室怎麼不可以掛我喜歡的書畫？可以掛什麼畫我還要聽秘書的決定？何況這又不是佛像、菩薩像，是藝術品、是書法藝術！

但是因為受過白雲老師父的教誨，我在想與行之間建立了間隔，沒有說出權威的話、自我意識的話。我試在剎那間由不同的角度、尤其是由一號秘書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，她會想：既然聖經的章句不能掛在牆上，心經是佛教的經典，當然也不該掛在牆上。況且她歷經前朝，由基督教大學轉制為公立大學，所有有關基督教的畫與箴言，必須由牆上撤離，對她而言已經是非常痛心的事。現在竟有異教的經文來強佔牆面，她必然會寸土必守。我可以強制下令執行掛這幅心經，但一號秘書是個固執於信念的人，會認為這個上司是知法犯法，以後內心必然不服。

所以我只簡單地說：「那就不掛這幅。」
她緊接著說：「院長，我幫你放回車上罷。」她問我拿了鑰匙，搶著把畫搬下停車場我的車子裏，好像生怕我變卦。

後來我發現這個小小的決定方向正確。因為浸會大學的基督教勢力遠比我想像的龐大，而且盤根錯結。慢慢我發現，在校長之上的兩個最高權力機構，董事會與諮議會，其成員多數是基督徒。我的頂頭上司學術副校長也是個激進的基督徒，甚至在改制公立十年以後，他仍試圖把「推行基督教精神」放進「大學使命」的文件之中。就在文學院辦公室裏，我的一號秘書、二號秘書都是虔誠的基督徒。

自此以後兩年，凡涉及基督教的事情，我都以尊重對方的態度處之，都試以在想行之間建立間隔的方式處理。譬如有一慣例，校內所有重要會議在一開始都要先由一位基督徒同事帶領祈禱，包括我主持的全院會議。對此我次次都慎重地照章行事，命一位同事領禱，我垂目以示尊重，但不合十，心不祈禱。你也許會說，為什麼不提出改革？明明是公立大學，校內應各教平等，何以要獨尊重一個宗教？你也許會說，為什麼這麼怕事退縮，該爭的不與他們爭？我也問過自己這些問題。我的結論是：第一個要解答的課題是：我到浸會大學的目的是什麼？　

我到浸會大學的目的是把文學院的學術研究、教學與服務等素質提升，是把文學院建設為香港文化活動的重鎮。如果與基督教勢力抗爭，令校內上上下下的基督徒反感，我推動院務必然會遇到各種阻力。學禪是學修養，是把想行之間建立間隔的方法，貫穿在生活大大小小每一個決定之中。我努力的方向是用這種學佛的方法來做一個好院長。當校內上上下下都認同我是一個好院長，我的話、我的看法必然入他們的耳、他們的心。　

當我二○○三年八月的那一天與一號秘書說：「那就不掛這幅」之前的想行之間，所思維的不只是站在一號秘書的立場來看這事，其實在電光石火的剎那間，隱隱知道禁掛心經的背後，可能有很複雜的原因，一個處理不小心，不僅院長辦公室會有管理問題，且會令院內，溝通全校都會有問題。我能夠這樣處理自己內心的思緒，也全是因為白雲老師父的教導。在任職二年半二○○六年春的今天，事業很順利，不少基督教同事都已知道我是佛教徒，照樣認同我這個院長。謝謝雲老師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