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密（780~841），唐代果州（四川西充）人，俗姓何。世稱圭峰禪師、圭山大師。生於豪富之家，少年即通儒學，欲從政以利生濟世。憲宗元和二年（807），偶然拜謁荷澤神會系下的道圓，言下相契應，便從他出家。就在這一年，從極律師受具足戒。有一天隨眾僧受供，而得《圓覺經》，讀罷有所體悟，遂向道圓陳述，道圓即印可他應當弘揚圓頓之教，於是授與《華嚴法界觀門》。

元和五年（810），行腳參訪到襄漢，在恢覺寺遇見澄觀弟子靈峰，授與澄觀所著《華嚴經疏》與《隨疏演義鈔》，乃日夜研讀，有所體會；於是寫信給澄觀，遙敘弟子之禮，並述說自己的領解，由弟子玄珪、智輝送往。澄觀回信稱讚，希望見一面印證所解。宗密就親自到長安禮見澄觀，時澄觀已七十四歲，之後二年間，乃日夜隨侍其側。

元和十一年（816）春，宗密在終南山智炬寺，閱讀藏經三年，著有《圓覺經科文》、《圓覺經纂要》各一卷。穆宗長慶元年（821）正月，遊清涼山後，回到終南山住草堂寺，由於常住草堂寺南的圭峰蘭若，所以被稱為圭峰大師。師一生致力於《圓覺經》的研究，並站在華嚴的立場，為《圓覺經》作略疏、略疏鈔、大疏、大疏鈔。師是一位禪、教兼習者，雖承繼為華嚴五祖，但在主張禪教一致方面，卻比澄觀積極得多。

師曾多次被皇上請至內殿，問佛法大意。太和二年(828)，皇上賜方袍，並敕號「大德」。朝臣及士庶皈依的很多，尤其是宰相裴休更受師的教化，深入堂奧。武宗會昌元年(841)正月六日在興福塔院圓寂，享年六十二，僧臘三十四。遺囑要求把遺體放至野外，讓群鳥啄食，其骨火化後分撒掉，不要建塔，不要瞻仰，以免惑亂禪觀。師在生前，每年清明節上山時，必講道七日才下山。常要求弟子行事儀則須合戒律，若有違犯者，則非其弟子。

當師學道有成，聲名顯赫之後，與朝廷之顯貴多有交往。元和、長慶年間（806~824），太監擅權，內外猜疑，人主危殆。此時宰相李訓與師交往甚密，至開成年間（836~840），朝廷發生事變，中官率領禁軍五百多人捕殺朝中大臣，李訓逃至終南山，求師剃度出家，而被隨從制止，此事被仇士良知道後，當面指責師不告之罪，準備殺師，師泰然自若，說：「我認識李訓很久了，也知他反叛之事，但佛法以慈悲為懷，遇苦即救，並不考慮自己的身命。」中尉魚恒志讚賞師，乃奏請皇上赦免師之罪。

師的思想體系，如裴休在《大方廣圓覺經疏序》中所說：「禪師既佩南宗密印，受《圓覺》懸記；於是閱大藏經律，通《唯識》、《起信》等論；然後頓轡於華嚴法界，冥坐於圓覺妙場；究一雨之所沾，窮五教之殊致。」師起先傳承荷澤宗的禪法，精研《圓覺經》，後又從澄觀學《華嚴》，繼而融會教禪，遂倡教禪一致。而師早年曾研修儒學，所以也主張佛、儒一源。

師在所著《原人論》說：深究人的本源，首在第一「破迷執」，即破斥習儒、道者的迷執，第二「斥偏淺」，即破斥習佛不了義教者的偏淺，先說佛陀的教法可區分為人天教、小乘教、大乘法相教、大乘破相教、一乘顯性教，再述人天等四教的教義而一一加以評判。第三「直顯真源」，以一乘顯教「頓指一真心體」為佛了義實教。最後第四「會通本末」，將之前所破斥諸教會歸一真靈性一源，以明華嚴一乘的教旨。在師的種種議論裡，都可見他推崇靈知之心以為本源，師深受荷澤禪法（主知為眾妙之門）的影響，自不待言。

曾有人問：「宗密之學在禪呢？還是在律？或者在弘經講論。」答：「宗密其人，學無常師；其學，包羅廣博，是一個大智圓明、自證利他的大菩薩，故裴休讚之曰：有些人以宗密不守禪行，而講解經論，四處遊化，以興建為務，認為他為聞解之所役。其實，這些人焉知大道之歸趣？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，分而為戒定慧，開而為六度，散而為萬行。萬行未嘗不是一心之所現，一心又何嘗違背萬行．．．。」　

總之，師除了繼承澄觀的法脈，發揚華嚴教學之外，也精於禪法，著有《禪源諸詮集都序》，主張教禪一致，他為唐末以迄宋朝後的佛教風氣，奠定了基礎。師之《原人論》，係以佛教的立場，概要性地對儒道二教所作的泛論；《盂蘭盆經疏》，說明了佛教和中國的祖先崇拜及孝道之間的調和與差別。另有《圓覺經大疏》、《四分律疏》等共三十餘部。師示寂後，轉眼之間，便是會昌法難，繼之而來的，是唐末及五代的戰亂，中國佛教的發展，也就一蹶不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