寫出人間的善意   受訪／鍾玲
轉載自香港的「溫暖人間」雜誌

 

鍾玲簡介

1945年生於重慶，成長於台灣，年輕時曾留學美國，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，並先後在紐約州立大學艾伯尼分校、香港大學、台灣國立中山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從事教學、學術研究及行政工作，退休前為澳門大學鄭裕彤學院院長。1978至1982年間，曾為名導演胡金銓擔任編劇及製片，胡導演名作《山中傳奇》的劇本，便是出自她的手筆。文學創作方面，著有詩集《芬芳的海》、《霧在登山》，散文集《愛玉的人》、《日月同行》，以及小說集《鍾玲極短篇》，《生死冤家》、《天眼紅塵》等。

 

 

　三年前，鍾玲教授曾應邀給《溫暖人間》編輯部的同事們上過一堂寫作課。那夜簡單的晚餐小敘，教授穿一件墨綠開衫小褂，戴一對酒紅石榴石耳墜，眉眼溫柔，聲音和緩，相當耐心地教大家敘事散文的寫作要點。雖然許多細節如今已記憶模糊，但教授用她的一篇散文做例，寫的是一隻陪伴她十二年的斑點狗「淑女」的一生，讀來平實流暢，如同細嚼一瓣煮好的涼瓜，苦澀和感動，竟在讀後的用餐過程中慢慢湧現，彷彿切身體會過一般。

 

　　再見面，已是今年2月了。《溫暖人間》編輯部受邀到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作客，與住院學生分享媒體經驗，實則是找準機會，給教授做一個專訪。那日早晨的海風有些大，出了閘口一路走向巴士站，遠遠只見一個瘦小身影不斷朝我們雀躍揮手，那正是今年七十二歲的鍾玲，一早隨同大巴親自迎接，着實讓人感動。

 

　　2013年8月，鍾玲正式接任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院長一職，任行政和教學。四年間，她把書院打造成一個應有盡有的「花園城堡」，除了增設小型電影院、舞蹈室、band房（連帶添置樂器）、派對室外，她還親自挑選草皮、樹木、花崗岩等建築材料，自己畫圖設計噴泉和園景，一點兒也不馬虎。正午時分，她帶大家來到貴賓室用餐，長桌與高腳蠟燭的搭配，讓午餐會倍顯莊重，更是讓人驚訝於她對我們來訪的重視。

 

曾經，那個愛表現的文藝少女

　　抗日戰爭宣告結束的1945年，鍾玲在山城重慶出生。三歲那年，她和母親跟隨時任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武官的父親，遷往日本東京生活。在她的記憶裏，父親是位很健談的外交官，每每因工作關係出席些「大場面」時，便喜歡讓女兒跳舞展示才藝：「我當然不會放過表現自己的好機會啦」。談到童年趣事，鍾玲笑着打趣道，「我小時候很愛『現』，個性比較搞怪。我爸爸是海軍嘛，1950年我們又跟着他回到了高雄，他便經常帶我參加有美國海軍來訪的宴會，讓我在舞池表演。當時我才五、六歲，卻一點都不怕生，能一個人跳一曲完整的華爾滋。後來爸媽把我送去學芭蕾，可我那時已經十一歲了，和其他孩子相比，覺得自己笨手笨腳的，就沒有繼續學下去。」她說。

 

　　也許每個人從老天爺那兒得到的禮物都不盡相同，而鍾玲，此生似乎註定要與文學結緣。十五歲那年，她升入高中前的暑假，偶然在父親的上司家裏見到了整套《蜀山劍俠傳》，立刻被其吸引，借回來，竟一口氣讀完整套的一百多本。「在那個奇幻世界裏什麼都可能發生，把我對時間、空間的認知全都打破，太有想像力了。我想，後來我小說裏的奇幻成分，不少就是從那套書裏來的。」鍾玲笑着說。之後，她開始陸續在校內雜誌發表文章，成績向來優異的她，偏選了位於台中的東海大學外文系，學士畢業後在台大外文研究所待了一年，便遠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比較文學系就讀，並順利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。

 

　　談起自己的書寫風格，鍾玲坦言，她喜歡描寫女性，曾寫過西施、王昭君、唐琬、蘇小小、武則天等，嘗試以現代女性的心，去假設古代的環境，並感受她們當時所受的壓力。她的小說《過山》中，曾描寫一位穿越時空，從現代回到南越王朝的女子的經歷，「也是想寫她的感覺，看看女性在政治鬥爭、人情復仇裏面，是怎樣的處境。」鍾玲說。

 

　　那時她還沒信佛，但作品中已可隱約覓見佛教的蹤影。「二十四歲時，我寫了一篇小說叫《輪迴》，講我的一位大學同學，因急性肝炎去世了。當時那位男生喜歡我，是很內向溫柔的一個人，但我對他完全沒有在意。可他突然就去世了，我受到很大震驚，覺得自己怎麼可以浪費別人對你的關注？就寫下了這篇小說，因為他的死，讓我獲得再生，這個觀念其實跟因果有關。」

 

　　「另一篇是1983年寫的，叫《大輪迴》，後來被改編成了電影。講的是三個主角如何從三世輪迴的互相鬥爭中，變得平和寬容。」她說。難道當時已相信有輪這件事存在嗎？她想了想，慢慢回答說：「當時我完全沒接觸過佛教，只是覺得，一個人死了，怎麼可能就一了百了呢？好比我與一個陌生人相識，雖然彼此不瞭解，卻會有很強的『喜歡』和『討厭』之感，這個原因來自哪裹？我一直在嘗試尋找答案。」

 

師父，我終於找到您了

　　五十三歲皈依佛門，鍾玲更願意用「學佛的人」形容自己。「1989年四十四歲的我從香港回到台灣中山大學教學，當時我已被升為正教授，從學術生涯來講，可以說已經到頂了，生活上一切也都很滿意。但我的內心有個聲音一直在說，你的智慧不夠，你要去找。」她說。

 

　　為了這個目標，她曾跟隨一位隱居深山的道家師父學道三年，直到1998年的一天，緣分的突然降臨，徹底改變了鍾玲往後的人生軌跡。正值農曆新年期間，她打電話給以前的上司拜年。「對方告訴我，大年初五會到千佛山菩提寺拜訪白雲老和尚，並邀約我同行。好奇心驅使，我便跟着去了。」她說。本只是陪朋友來湊個熱鬧，誰知那日第一次見白雲老和尚，老人家接過她遞上的名片，開口就問：「這就是那位作家鍾玲嗎？」

 

　　「他問我，你二十多年前是不是寫過一篇文章，是研究寒山詩的，在《中央日報》刊登過？我嚇了一跳，回答說是的，接着眼淚就掉下來了。我知道，我已經找到師父了」，鍾玲動情地說。正是這毫無預警的觸動，讓鍾玲決心向白雲禪師學佛。「說得玄一點，可能早在二十八年前他已收我為徒。也許當年他看到我的文章時，便知道我終會出現。」

 

諸事不順，都是「自我意識」搞的鬼

　　雖然白雲禪師已於2011年圓寂，但談起跟隨師父的日子，鍾玲依然感念師父的為人和教導，讓她脫胎換骨，受益終生。「他教給我的都是些簡單道理，例如如何觀察自己的心念。師父一直強調，凡是我們做事出現了偏差，通常都是因為「自我意識」在作祟。『我』認為這是對的，『我』認為這是不對的，但我們要反思，自己認為對的事情有多少分是對的？」

 

　　《六祖壇經》中說，不落二邊，不思善，不思惡。鍾玲最深的一次體會，是她從前當系主任時，有一位下屬總是見不得別人升職比他快，於是經常欺負那些已經晉升的同事。她苦惱於如何解決這棘手人物，到寺裏尋求禪師指點，「我問師父，我應該如何控制這個人，以保護受欺負的人，發揮我的作用？結果師父只講了一句：『你站了邊。』」

 

　　這句話，給了鍾玲一記棒喝。「直到現在，我仍然認為當時的處理不夠公正。因為我沒有和那位同事坐下來，聊到他願意跟我談他自己的困難。」她說。「如果你總是站在一邊打擊另一邊，你怎麼去幫助眾生？眾生有很多邊，你站得過來嗎？這是因為禪師的教導得到的體悟。落實到現在的工作，我每年負責和七十名學生一對一談話，每次半小時，關心他們的近況，瞭解他們的感受和煩惱。一開始我覺得作為院長，理應由我給他們忠告和方向，但嘗試後發現學生不太接受。反而你把問題拋給他們，做不做，怎麼做，他們自己會有發現和定奪。所以一路走來，我慢慢從『減少自我意識』中學到很多。」鍾玲如是說。

 

才子佳人的愛情

　　或者是緣分使然，讓鍾玲成為大導演胡金銓的妻子。曾被外國影評人推崇為最偉大的華人導演之一的胡金銓，擅長拍攝武俠電影，可說是70年代武俠片和80年代女性主義潮流的先驅。在他執導的眾多名片中，以《龍門客棧》、《俠女》、《忠烈圖》、《空山靈雨》、《山中傳奇》，《大輪迴》最為出色，而其中，《山中傳奇》的編劇就是鍾玲。

 

　　「在結婚前，我沒有看過胡金銓的電影，因為我那時身在外國，只知道他是個有名的導演，但他拍什麼片子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」鍾玲回憶說。談起兩人的初次見面，那是鍾玲還在紐約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任教時候的事。某天一堂中國文學課上，一位美國學生告訴她，有位中國導演剛奪下康城影展大獎，那人現正在紐約，不如請他來演講？鍾玲覺得這提議不錯，於是便請來了胡金銓。演講比想象中的還要成功，胡、鍾兩人也相談甚歡。幾天後的一個晚上，鍾玲突然接到胡金銓由紐約市打來的電話，劈頭就是一句：「鍾玲，你跟我吧！」

 

　　「當時我嚇了一跳。我就說，那我們見個面吧？」鍾玲說。其實，她當時也很仰慕胡金銓的才華，只不過後來才知曉，那次是胡導演和幾個朋友喝酒，本來就對鍾玲「有意思」的胡金銓，在朋友的「激將法」下勇敢的「壯膽」之舉，誰知竟真的促成了兩人的奇妙姻緣。

 

　　一個是導演，一個是作家，這樣的夫妻組合，註定充滿了詩意與美感。1978年，兩人移居香港，自此開始了穿梭港、台兩地的生活。「我從沒學過寫劇本，也不懂什麼分鏡、場景分配等東西。」鍾玲表示，如果不是胡金銓，她絕對不會寫劇本，也因此，胡金銓成為她生活中的導師，教給她許多美學上的知識。「我佩服他，在於他一生追求自己的理想。他電影中的美感，時刻表現出對人性及歷史的刻畫。他是美學大師，你看我桌上的這些蘭花小草和擺設，可能也是受到了他的熏陶。後來他拍一部片子叫《終生大事》，主角是胡慧中，還記得她身上的一套黑色長衫，領子翻出來是鮮紅色的，很好看。這些細節，胡金銓都有「跟我講原理是什麼，應該怎麼去設計配色、造型等等。」

 

　　和絕大多數的年輕人無異，鍾玲也曾經認為，愛情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事。問她是否有過「狠狠愛」的時候？她羞澀地一笑，接著篤定地回答道：「當然有啦！那時候很相信愛情，覺得真正地愛過，和真正地被愛過，是最重要的事。當然現在你早已明白，愛情只是眾多感情中的一種而已。既然它已經在過往的人生中出現過了，到這個階段，就不應該成為一種執着。」

 

　　她忽然收住話音，拋給我一個問題：「有年輕時執着過的人，到現在還想再見我一面。如果是你，會怎麼做？」在場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：「那就去見呀！」她聽了搖搖頭，說：「我選擇不去。」

 

　　「正如老和尚所說的，是善緣，你不要等到別人來感謝你，那時候你是走不了的，不能進入涅槃。倘若是惡緣，兩個人互相糾纏，你怎麼去理清這些關係？這是你要去思考的事。」學佛多年，她一直努力修習「無相布施」，雖然實踐總比想像困難，但每一步也走得有滋有味，心也變得更加清明。「所謂無相布施，就是你給了就給了，不要想着別人會感激你，讚賞你。善緣固然可以持續，但是也不要黏得太緊；惡緣，則要你在心裏明確地說一聲NO，盡快終止它們。你要想想你的目標是什麼？你若有這個念在，那麼做事時就不會沾沾自喜。」她如是說。

 

大志、大愛、大文雅

　　澳門大學的十間書院中，外界對鄭裕彤書院的評價可謂最高。2014年12月，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澳門大學期間，鄭裕彤書院作為唯一的接待書院，向外界展示了自身的中國文化底蘊，以及作為院訓的「大志、大愛、大文雅」的教育成果，這也是由鍾玲所提出的教育理念。

 

　　兩岸四地家庭少子化，單子化，「獨生子女」不會律己，習慣於接受愛而不懂得付出愛，鍾玲提倡的「大愛」，針對解決問題。「學院學生比重是內地生佔30%，澳門生佔60%，彼此語言不通。我們規定每位內地生，要在兩周內交一位本地生朋友，本地生亦如是，並需要和這位新朋友共同完成三件事，拍照為證。既是訓練他們的膽量，也是提升他們的關愛心。」

 

　　鍾玲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：「像我布置校園環境、舉辦高桌晚宴、戲劇節，全為培養學生們的藝術能力，希望美感能進入學生們的潛意識中。同學們畢業後，也許十年、二十年，當他們有了自己的家，想起當年的書院是那樣美，經歷是這麼豐富，他們就懂得如何去裝備這個家，因為身體裏有那種素養在。」她說。所謂「大文雅」，指的是做人的氣度和氣量，尤其是一個人的胸襟，更需要去開闊。

　　從事行政和教學這麼多年，如今每一件事，她必先問自己是否可以藉此培養學生人格？只因她更注重「做人」而非「成績」。為了鼓勵學生們把眼光放遠，建立「大志」，她請來不同行業的成功人士前來演講，以提供學生不同的思維模式、人生觀、價值觀，鼓勵他們勇於追求夢想。

 

　　今年一月底，在書院和台灣中華藝校聯合才藝演出快結束時，書院一眾師生給她一場驚喜，作為餞別她退休的禮物。受到過她鼓勵的學生，輪流上台感謝她，每人送上一枝紅玫瑰，結果鍾玲手裏捧了一大束。最後她擁抱每一位同學，大家淚光閃閃，場面十分動人。「那天最後的一個節目，是我擁抱着大家唱書院的院歌。其中一位大四的學生，他原本讀的是土木工程專業，可他喜歡的是電影，我就鼓勵他轉系，幫他實現這個願望。晚會上他說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千里馬，但鍾玲老師一定是我的伯樂。聽得我紅了眼眶。」

 

佛教小說掌中寶

　　學佛近二十年，鍾玲自覺最大的得着，就是因學佛，而把心中的那股「倔強」去掉了。年輕時她很愛表現自己，曾覺得寫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。如今想通了，發現並非一定要寫出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品才叫成功，其實都只是虛榮心作祟，反而踏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想清楚事情，便是覺悟。「覺悟了，你的人生會變得更加正念、和善。」她笑着說。

 

　　從2013年開始，她每月都會寫一篇約一千五百字的佛教短篇小說，供台灣及香港的報章雜誌刊戴，至今已寫了近五十篇。此系列作品亦名「掌上小說」，內容圍繞日常生活展開，一方面書寫人間善意，一方面也從歷史上摘取禪宗故事改編發表，希望讀者能從這些小故事中得到啟發。「學佛有小悟，有大悟。我寫的每篇小說正是小悟。老和尚說過，這個世界上沒有惡人，只有不善的人。只要你把那些不善的東西去除，這個人就會變成一個善人。作為一個學佛的人，既然已經有這麼多人在寫惡的東西，為什麼我不去寫善的東西呢？」鍾玲說。

 

　　「你在生活中遇到一個難題，心生煩惱，假如你能夠解決，此後再遇到同類問題時，自會懂得如何應付。如果你有能力應付許多問題，那麼你的煩惱就會越來越少。」「我一直認為，誠實對待自己的感情，就是一個好作家。學佛後更加了解到因果關係，我寫的東西可以是一個因，會影響到讀的人，身為作家，便要思考對讀者和社會的責任。而我的小說也多是告訴大家，人間有善意。」她說。雖然如今的體力已不足以支撐她去創作長篇小說，但簡短有趣的掌上小說反而更貼近現代人的生活節奏，更能起到「點撥」的作用。

 

　　人生悠悠數十載，再濃烈的甜蜜和再錐心的痛苦，終究會化作一縷青煙，融入時間的長河中。「以前看小說，以為一個人死前總會有很多遺憾。後來瞭解到，其實不是死了以後會怎麼樣，而是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，才不會讓死後留有遺憾。我有一個信念，就是從現在開始，希望自己做每一件事都往善的方面去走、去行動。」鍾玲微笑着，以溫柔的嗓音為訪問劃下句點，一雙眼睛彷彿會說話般，神采飛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