竺道生（西元372-434），東晉鉅鹿(今河北平鄉)人， 據僧傳記載，本姓魏，家族世代為官，其父曾為廣戚縣令，後來遷居於彭城(今江蘇銅山縣)。

道生從小天資聰穎，領悟力超強，其父知其根器非凡，特別疼愛他。七歲時，巧遇當時名僧竺法汰，時竺法汰在健康(今江蘇南京)瓦官寺講『放光般若經』，朝野僧俗來聽經者數千人，道生隨之出家，並隨師改姓竺。

出家之後，竺道生鑽研佛理，勤奮刻苦，十五歲便登台開講佛法，解釋經義見解深刻，析理分明，用辭清晰圓潤，使得當時的宿望學僧、名士，皆慮挫詞窮，莫能論辯。二十歲受具足戒後，識見更加深厚，個性更聰慧靈巧，講說之聲名更大，遍揚於當時。

東晉安帝隆安元年(西元397)，時年二十五歲，入廬山進修七年，並曾向僧伽提婆學習「一切有部」之學說，約三十二歲遊學長安，與同學慧育、慧觀、慧嚴等從鳩摩羅什學習大乘般若中觀學，並參與翻譯大小般若品之工作。約三十五歲遊長安南返，途經廬山，把僧肇的『般若無知論』帶給慧遠、劉遺民，促進南北朝佛教的交流。

南返後的二十幾年，是道生思想成熟期，他認為「入道之要，慧解為本」，不拘泥於經教文句，能獨立思考，讀了『涅槃經』後提出一闡提也能成佛的『佛性論』及『頓悟成佛』的觀念。這在當時『大般涅槃經』還未傳入，佛教界並不知此觀念，竺道生的大膽主張，被當時佛教界排斥，視為異端，被擯離京。

離京的竺道生，來到了蘇州的虎丘山，萬分感慨的，忍不住對曠野的一堆大大小小的石頭發表「一闡提之人也能成佛」的理論，他對著群石述說為何一闡提之人可成佛的道理，據說當時生公對頑石說法的場景，大概是如此的：

他高高的坐在一塊巨石上，提高聲調對著石塊們說道：「眾生皆有佛性，萬物也皆有佛性，你們雖然是一些石頭，但是我相信你們也是有佛性的。你們千萬不要自以為沒有佛性，只是一些無知無識的石塊；你們都有靈性的，靈性就是佛性，你們只是正處寂中而已。」．．．．（注）

生公又激動的說：「『涅槃』，『涅槃』在我國翻譯出來的是『滅度』、『不生』、『無為』、『安樂』、『解脫』、『圓寂』等意義；佛經上說『滅諸煩惱，名為涅槃』」　

接著又說：「德無不備謂之圓，障無不盡謂之寂，正如你們這些石塊，都是不生不滅、不增不減、不垢不淨，圓渾天成，寂然不動，正是大合於圓寂之義，也就是合於涅槃之義，又怎能說你們沒有佛性呢？既然你們有佛性，難道一闡提之人就沒有佛性嗎？」

他看著一群半點也沒反應的頑石厲聲喝道：「石塊們啊！你們是被大涅槃風吹拂過的，你們應該有靈性的，難道一闡提之人就沒有佛性嗎？不能成佛嗎？可不可以，你們說啊?!」

道生說到這裡，只見座前大小頑石，竟一個個都大點其頭，前俯後仰，彷彿同意他所說的話，他慷慨激昂真情流露，感動了群石。這一幕奇景，被附近工作的虎丘山民看到了，紛紛皈依於他，這便是有名的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」的來源。可見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絕非虛言。

今日，我們都知道眾生皆有佛性，一闡提之人也是眾生，只要誠心懺悔改過，當然可以成佛。但是，當時『大般涅槃經』還未傳入，佛教界並不知此觀念，眾高僧大德執泥於文字，不知要探討經中義理，卻指他離經叛道，擅改佛意，直到北涼曇無讖的譯本『大般涅槃經』傳入，其中有「一闡提之人皆可成佛」的記載，才佩服道生的卓越見解。

道生的不拘泥文句，有獨到正確的知見與不流俗的勇氣，又可從流傳的事例中證明：

有一次，虔信佛教的宋武帝大宴群僧，午宴延誤了，竟過了正午，當時佛教界仍遵奉印度過午不食的佛制；就有一位名僧高聲說：「佛制規定過午不食，我們不敢下箸！」登時，氣氛尷尬極了！眾僧無人敢舉箸，武帝與大臣面面相覷，僵在那兒，殿堂上一片靜寂，此時，武帝抬頭看看天，急著說：「你們看啦！只不過剛剛日中而已，還未過午啦！」

道生看到武帝用手指著天空說，便趕緊站起來說：「是啦！是啦！是剛好正午，怎麼說不是正午呢？」說完後，就舉筷端缽，吃起來了，眾僧看到了便也不得不食。由於他的機警化解了一場僵局，這也與他一向主張印度佛制，應適度的順應中國的習俗民情，不應照單全收。例如：印度人是蹲坐用手抓食，中國人是方坐以筷夾食，與中國人飲食習慣不同；在印度托缽而食，有其環境和條件必須過午不食，我國則無此條件和環境；學佛學其義理及精神，而非拘泥其形式，照本宣科食而不化，可見他是一個能獨立思考，有創見的人。

自從曇無讖的譯本『大般涅槃經』傳入，印證其「一闡提之人皆可成佛」無誤後，竺道生又出來說法，他的學說得到更多人的接受，由『涅槃經』體悟「人人皆可成佛」的見解，成為當時的主流，亦影響至今，已是顛撲不破的真理。早年學般若，中年學涅槃，其「般若性空」與「涅槃妙有」的理論，成為中國佛學思想的兩大理論，推動了整個中國佛教及學術思想的重大轉變，他的「涅槃佛性論」更是以「般若實相說」為基礎而提出來的，其中更引申出『頓悟成佛』的思想，其「見性成佛」、「頓悟成佛」且不廢漸修的思想，影響日後禪宗的發展，成為中國禪宗的特色，皆是出自竺道生的思想理論。

錢穆寫中國思想史，提到竺道生時，讚美他是使佛學中國化及理智化的第一位代表人物，以超時代而不能為時人所接受的勇氣，所持的種種創見，使佛教真正融入中國，成為適合於中國人的佛教，不僅未扭曲佛意，反更發揚大乘佛教的精神，更確定了中國禪宗的特色。自從竺道生復出說法後，其學說成為當代顯學，他著述極多，有：「維摩詰經義疏」、「妙法蓮花經義疏」、「泥洹經義疏」、「小品經義疏」、「善不受報義」、「頓悟成佛義」、「佛性當有論」等等．．．．．惜因戰亂及年代久遠，多以散佚，僅存「法華經義疏」二卷、「維摩經義疏」和「泥洹經義疏」若干殘篇，以及答＜王衛軍＞短文一篇，由這些斷簡殘篇仍可窺探其思想特色及其創見。

劉宋元嘉十一年（西元434）竺道生在廬山精舍登上獅子座開講『涅槃經』，一如往常，音色宏亮、氣色極佳，反覆解說，聽眾莫不歡喜；講完後，只見其手上拿的拂子紛然墜落，他已端身而座，悄然辭世，神色如入禪定，正應了當年被擯離京時發的誓言：「若果所解說種種之佛理是正確的，願捨壽時，高踞獅子座上！」消息傳開，當年反對者莫不驚嘆慚愧，悔不當初，更深信其真知灼見了。時年，道生世壽六十二。

注：南北朝時，佛法初傳中國，一般學佛者，難免以儒家的思想來理解佛理，道生亦難免，故有「萬物皆有佛性」的說法；「佛性」乃覺悟之性，人才具有覺悟之本能，有覺悟之機會，這在現代，是很清楚及確定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