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士行，曹魏時代之穎川（河南許州）人，少年出家。曹魏嘉平年中（249~253），曇柯迦羅傳來《僧祇戒本》，並提創行羯摩法受戒，師依法受戒成為比丘，不同於之前僅僅以離俗出家的為僧者；因此，後人將師當作漢土真正比丘的第一人。

師出家之後，專心致力於研讀經典。當時最流行的譯本是《道行般若》（漢靈帝時竺佛朔譯出，亦即《小品般若經》之舊本，文句比較簡略，義理也不夠完備。）師在洛陽便常常講解此經，覺得此經之譯本文意隱晦、艱澀，刪略頗多。師常慨嘆：「此經乃大乘佛法精要之所在，但所譯的本子義理未盡。」遂立志發願西行尋找原本來彌補這一缺憾。

師於曹魏甘露五年（260）從洛陽出發，西行出關，渡過沙漠，輾轉到了大乘佛法盛行的于闐(新疆)，果然得到《放光般若經》的梵本，共九十章，即派弟子弗如壇把經本送回洛陽。正要出發之時，于闐的一些小乘學僧向國王報告:「漢地沙門，欲以婆羅門書，惑亂正典，國王是一國之王，此事若不加以制止，將來必定會擾亂大法，欺惑漢地民眾，此乃國王之過失。」因此，國王就下令不准把經典帶出于闐。

師得知這消息後，十分悲痛，就請求國王以焚燒經典為試驗。國王准許了師的請求，於是就在宮殿前堆起木柴，以火燒之。師走至火堆之前，發誓道：「若佛法應當流傳漢地，經書不應被燒毀，如果不能得到護祐，也只好聽從天命之安排了。」立誓畢就把經典投進火堆中，大火馬上熄滅，經書一字無損，大家十分驚異，讚歎佛法的神通廣大。終於獲准把經書帶出于闐，於西元二八二年送回洛陽。

之後又過了十年，於西元二九一年才在陳留界內倉垣水南寺由無羅叉比丘（西域人，稽古通今，博識多學。）和竺叔蘭居士（印度人，其父輩時避難於河南；居士少年時好游獵，由於親見殺生的種種因緣果報，就改邪歸正，學習佛法，博究音律，擅長梵漢兩種語言。）合譯為漢文，稱為《放光般若經》。

《放光般若經》與《光讚般若經》是同一部經典的兩種譯本，《光讚般若經》是由于闐僧人祇多羅在西元二八六年帶來，由竺法護在同年中譯出，傳來的時間比《放光般若經》晚四年，但譯出的時間卻早五年。譯文完全依照印度文句直譯，不加修改潤飾，內容雖然詳盡，但言辭直拙，缺乏文采。而《放光般若經》的譯文則文字精練，崇尚簡約，刪減了重複之處，從而使每項內容都凸顯易見，一目了然。然而崇尚簡約，就必然對經文有所割捨，及謄寫時總是以竺叔蘭翻譯的為準則。

《放光般若經》的譯出，對當時的佛學影響重大，譯本盛行於華夏京師，凡有心學習的都奉為圭臬。中山（河北定縣唐縣一帶）支和尚派人到倉垣，用斷絹謄寫，帶回中山，中山的最高長官以及眾多僧眾，於中山城南四十里處，持幢幡隆重迎接這部經，可謂空前盛況。當時學者如帛法祚、支孝龍、竺法汰、于法開等，或者加以注疏，或者從事講說，都借著《放光般若經》來弘揚般若學說。

師終生留在西域，八十歲示寂。依西域的習俗，採用火化，當柴火都燒盡時，身體卻很完好無恙，大家十分驚異，主持葬禮者乃念道：「如果是真得道，身體則當化為灰燼。」話音剛落，屍骨即碎散。於是收拾其遺骨舍利入殮，並為之建塔紀念。師之弟子名法益的，從于闐回來，就把親眼目睹其師的事跡流傳開來，於是師的神異事跡就普為漢人所知了。

師生於魏晉玄學（老莊玄理）盛行之際，而佛教的《般若經》也正於此時傳來中國，般若學說頗契合當時之時機，因此得以普遍傳揚，而《般若經》的傳譯，師之功德獨卓。

師自曹魏甘露五年（260）離開洛陽，西行求法，至太康三年（283）卒於于闐，共二十多年，師行萬理路，搜尋梵本，並派遣弟子將梵本送回漢士，所願得遂，而己身卻卒於異域，可謂為法忘軀。之後，西行求法者，代不乏人，師可謂開風氣之先者，是西行求法的第一人。四百年後，唐代玄奘大師繼承前人之志業而邁越前古。論及成就，師固不能與之相抗衡；但誓志堅貞，風骨嶙峋，則亦不多讓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