義淨（635~713年），唐代齊州（山東濟南府歷城縣）人，一說河北范陽人，俗姓張。師與鳩摩羅什、真諦、玄奘等共稱為中國四大譯經家。師往印度求法，遊歷了三十多個國家，共費二十五年，經歷了各種艱苦磨練，體會修行的不易。

師幼年出家，除學習佛教經典外，又涉獵諸子百家之學；因此，文字的造詣尤為深厚。十五歲時，非常仰慕法顯、玄奘等高僧西行求法的風範，乃立下遊學印度的誓願。所以，受具足戒後，此遊學的志向更為堅定不移。

師受具足戒後，先研習道宣、法礪兩家律法的文疏五年，又前往洛陽學習《集論（對法）》、《攝論》，更至長安學習《俱舍》、《唯識》等論。

唐高宗咸亨元年（670），師在長安和同學處一、弘褘等相約去印度求法。可是處一後來未能成行，而弘褘與師至江寧便中止行程，然師途經丹陽時，又有玄逵同行。第二年，師在揚州夏安居時，遇到將赴龔州（廣西平南縣）上任的州官馮孝詮，獲得州官的資助，便在那年的十一月間，從廣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。至此，師二十餘年來的心願，終於逐步完成了。當師乘船南行之前，共有十多位同參共行，然面對波濤洶湧的大海，眾人紛紛退散，只剩師之弟子善行，伴隨著師邁向未卜的行程。

船行約二十天，來到室利佛逝（今蘇門答臘），停留六個月，學習聲明。善行因病返回國，師只得孤身泛海前行，經末羅瑜（後來改隸室利佛逝）、羯荼等國，於咸亨四年（673）二月，終於到達東印度南岸的耽摩立底國。師取道海路，經一年多來到東印度，可謂備歷艱難，師描述波濤之險惡說：「長截洪溟，似山之濤橫海；斜通巨壑，如雲之浪蔽天。」

師在耽摩立底國，遇見久留此國十二年的唐僧大乘燈，便在此停留一年，學習梵語。之後，二人便隨著商旅數百人前往中印度。當離摩訶菩提寺（大覺寺）尚有十天的路程時，必須通過一大片山澤，險阻重重，必須多人結伴而行才是安全；但此時師已染患疾病，勉強抱病上路，但每向前五里就得休息一會兒，而終於趕不上隊伍。師獨自在險隘的山澤間慢慢前進，傍晚時，竟遇到山賊，把他的衣服剝光，幸好保住一命。師聽說此地的人，常殺死白色人種來祭祀，於是跳入泥坑裡，用沙土塗抹全身，以加黑膚色，又用樹葉遮蔽裸露的軀體，艱辛的向前趕路，直到半夜，才與眾人會合。

終於到了那爛陀寺，稍作停留，便前往靈鷲山瞻禮，更巡禮雞足山、鹿野苑、祇林等聖迹。唐高宗儀鳳元年（676），師開始在那爛陀寺留學，歷時十年，親近過寶獅子等當時著名大德，研究《瑜伽》、《中觀》、《因明》、《俱舍》等大小乘法義，並和道琳屢入壇場修習密法。

武周垂拱三年（687）二月，師於歸途中又再經過室利佛逝，所以就在此地停留兩年多，從事譯經的工作。為了求得紙墨和寫手，於永昌元年（689）隨商船回廣州，獲貞固等人的相助，仍於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，隨授隨譯，並抄補梵本。天授二年（691），師遣大津回國，把新譯的經論，及所撰寫的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、《大唐求法高僧傳》等送回中國，上之二書為現代研究中印歷史的珍貴資料。

武周延載元年（694）五月，師與貞固等人從室利佛逝出發，航向廣州，於證聖元年（695）五月，歸抵洛陽，武后親自在上東門外迎接，歡迎的隊伍非常壯觀。武后敕請師住洛陽佛授記寺，賜號「三藏」。師遊學共二十五年，帶回梵本經律論約四百部、金剛座真容一鋪及舍利三百粒。

師首先參與于闐實叉難陀的譯場，協助翻譯《華嚴經》。久視二年（700）以後，師才組織譯場，自主譯事，一直到睿宗景雲二年（711）止，歷經十二年，共翻出五十六部、二百三十卷。雖遍翻經律論三藏，但尤力行專攻律部，今所傳的《有部毗奈耶》諸律，大多出自其手。師於譯述的閒暇，乃把日常重要律儀教授給學徒，如漉囊護生，淨瓶滌穢，嚴守規矩，樹立新範，學僧傳習，於洛陽盛行於一時。唐玄宗先天二年（713）正月，卒於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，享年七十九。

師在那爛陀寺所學是一種綜合性而偏重瑜伽一系的學問，除盡量譯出律部各書之外，又譯出瑜伽系方面的書，如無著、世親的《金剛般若論頌》和《釋》，陳那的《集量》、《觀總相論頌》，護法的《成唯識寶生論》、《觀所緣論釋》等，現存本雖不完全，但可以見到陳那、護法學說的要點，都是玄奘翻譯所遺漏而有待補缺的。此外，師對於梵語音義的翻譯極為認真，常於譯文下加注釋來分析說明，並十分著重於訂正譯音、譯義，以及考核名物制度。尤其傳譯密咒，最能曲盡其妙，對於二三合聲，別有一番神會。但是，師所譯的文字偏於直譯，潤飾不足，因而時有生澀欠暢之處。

師於律部，獨尊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傳統，對於當時南山律諸部互牽，混淆派別，章疏繁雜，不切踐行等，表示不滿。但師所傳的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儀，於中國並沒有發生多大影響，隨著師的去世，也就歸於寥寂了。